长城网·冀云客户端记者 许艳艳 冯硕 戴璐繁

　　“我是李葆华，各位先生是来找我父亲的吗？”

　　6月25日下午3点，北京李大钊故居的小院里，随着演员的一句轻声问候，沉浸式导览剧《守常先生》如期开演。五十多位观众静静围拢，目光落在那群身着旧时衣衫的剧社演员身上。

　　这是一座倒座三合院——院子大门朝北开，没有南房，不成四合院规格。进院要先下台阶，院子地面低于胡同路面，民间俗称“三级跳坑”，下雨天极易积水。就是这处略显寒酸的院落，1920年春至1924年1月，李大钊及家人生活于此，这是他在北京与家人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处居所。

　　“除正房是起脊建筑外，厢房和耳房都是平顶的。这种造价低廉的院子，居住者多是平民或者穷人。”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博物馆发展科副科长张岩介绍，“那时候，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，月薪120块银元，后来还兼任其他四所大学的教授，再加上稿费，最多时每月收入能达到近300块银元。那时400块银元就能买一处四合院，他却一直租住在这里。”

　　李大钊本可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，可他却常常入不敷出。‌这是为什么呢？

　　张岩告诉记者，1920年10月，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，取名“共产党小组”，李大钊为小组负责人。他当场宣布每月从个人薪俸中捐出80块大洋，作为开展各项活动的基础经费。在已知的早期共产主义者里，他是每月资助革命最多的人。

　　展厅里，一张担保条图片静静陈列——1919年，李大钊为哲学系学生刘仁静缓交学宿费，亲手写下担保。那个叫刘仁静的年轻人，后来成为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。一旁的电视屏幕上，播放着学生们的回忆：“先生每天上下班从不坐车，中午不回家，就带一张大饼，或两个馒头、窝头，配点小菜，就着白开水，便是一餐。”

　　《守常先生》的一个桥段，女儿李星华拿着一副手作的军旗棋盘，把辫子放到嘴巴上当胡子，模仿爸爸的样子说道：“这套军旗在外面买也花不了多少钱，在小事上节省，余下的钱可以做更多更大的事。”

　　每月发薪水时，李大钊领到的常常是一堆欠条，拿不到几个现钱。北大校长蔡元培听说后，特意嘱咐会计室发薪水时，把李大钊薪水先扣下一部分，直接交给李夫人，以保障他的家庭日常开销。

沉浸式导览剧《守常先生》现场。长城网·冀云客户端记者 冯硕 摄

　　剧的尾声，最动人心。北洋政府的军警呼啸而至，威胁要抓人。李大钊站上北房门前，面对台下屏息凝神的观众，目光如炬，声音激越，仿佛不是在演戏，而是用尽生命最后的力气，把信仰一字一字刻进每个人的心里。然后，他带头唱起《国际歌》。歌声骤然响起，参观者们一边跟着唱，一边举起手机录像，想留住这穿越时空的激情。

　　张岩告诉记者，这一段，是剧本的演绎，当年的真实，远没有这样酣畅淋漓。“当年，唱《国际歌》是要压低声音的。”张岩边说，边引导记者步入西厢房，这里陈列着一架旧风琴，“李大钊经常把子女召集到房间，一边弹琴，一边教他们唱《国际歌》等歌曲，并讲解歌词的含义。”

　　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：那时候，唱《国际歌》，只能压低声音，偷偷地唱，常常是趁着下雨天低声唱。

　　“琴声还有一种更隐秘的用途。”张岩继续说道，“在召开秘密会议时，李大钊会弹起风琴，用琴声遮掩谈话的内容。特别是刮风下雨的时候，雨声、风声和琴声交织在一起，一个个关乎革命进程的重要会议就这样秘密而顺利地召开。”

　　导览剧结束，小院里的来访者久久不愿散去。有人低声哼唱着刚才的旋律，有人站在那架旧风琴前凝神良久。

　　当年的雨声、琴声，守护着革命的火种；今天的歌声、掌声，传递着信仰的回响。曲终人散，文华胡同归于宁静，但《国际歌》的旋律已在每个参观者的心中扎下根来——它将继续传唱，在更辽阔的天地间，在更漫长的岁月里。